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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首日,穿越千年体验宋朝学子求学之路

岳麓书社
2024-09-14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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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考是一种选拔优秀学生的考试制度,借鉴于古代的科举制度。

科举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制度,起源于隋朝,在唐朝逐渐完备,到了宋朝教育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重视,科举制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改革,将教育推上了一个高峰。赵恒曾亲自题写劝学诗:“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。”

那么,宋朝的教育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盛况?现在就带大家重返宋朝的兴学热潮,并在此祝所有考生金榜题名!


作为文化中心的宋朝城市,一般都开办了学校,在县以上城市里,几乎都有官学。

南宋建康府府学,在城里状元坊之东。上元县县学在县治之西。江宁县县学在县治之东。而上元县与江宁县的县治都在建康府城之内。

句容县县学在县衙之东。溧水县县学在通济桥之西南。溧阳县县学在县城东南隅。(《景定建康志》)常熟县县学,北宋时建设于县衙东二百步,南宋理宗端平年间(1234—1236)重修。(《琴川志》)

镇江府学,太平兴国五年(980)始建。丹徒县县学,北宋末年附于府学东南隅,南宋绍兴年间(1131—1162)另建于县治西庑。丹阳县学,北宋在县治之东,南宋绍兴年间重建。金坛县县学,依孔庙建学,在县治之东。(《嘉定镇江志》)

常州州学,建于北宋。晋陵县、武进县之县学都附于州学。无锡县县学在县衙之南三百步,宜兴县县学在县城东南隅。(《咸淳毗陵志》)

宋朝之前,在相当长的历史年月里,许多城市没有正规的学校,或者曾有过的学校也没有延续下来。知识被上层垄断,人民大众与读书无缘。宋朝城市中普遍出现学校是教育史上一个发展的里程碑。

北宋最初三个皇帝为了建立文官政治,都大力推行崇儒奖学政策。他们除了自己带头认真读书以外,还多次亲临太学视察,表示对教育事业的关怀与支持。

赵匡胤到太学去了三次,下令修饬祠宇,并为孔子、颜回写了赞语。

赵光义、赵恒父子还多次对地方书院表示关切,或者赏赐儒家经典,或者赐书匾额。

 南宋马远《西园雅集图》(局部)


赵恒还大事张扬地跑到山东曲阜孔庙行礼,原打算赠给孔子一个帝号,臣僚们说,春秋时周天子也不过是个王,孔子不宜高过这个政治名号。可是唐玄宗已经给孔子赠了个“文宣王”的头衔,赵恒便在“文宣王”之前再加上“玄圣”二字,后来又改为“至圣文宣王”,并且大力表彰孔子为“人伦之表”。

赵恒还亲自写劝学诗:“富家不用买良田,书中自有千钟粟。”这是何等诱人的宣传。

然而,北宋前期六七十年间,办学、读书并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潮。看来,教育事业能否发展,除了政治环境的影响以外,最基本的条件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所能提供的支持。

教育的蓬勃发展必须有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和全社会的正确理解。从这一点上说,教育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。


 《大宋梦华》,岳麓书社出版



仁宗赵祯时期,虽然国家财政十分吃紧,冗兵、冗官、冗费及其并发的社会病症令人忧惶,但是整个社会经济,特别是城市经济正在向上飞扬。

城市内部坊墙崩塌,灌注了活力的商品经济正在加速奔跑。人们的视野开阔了,冷寂的人际交往逐渐躁动,作为观念形态的社会文化也必然跟随着跳跃。第一次全国性的兴学热潮,就在仁宗明道、景祐年间(1032—1038)掀起。

庆历四年(1044)范仲淹进入中央决策集团,任参知政事(副宰相)。由他主持的政治改革——“庆历新政”进一步推动了这场兴学运动。

据统计,仁宗时期,前后兴建的州学达67所。

在仁宗之前,只有少数大州城和个别县城设立了官办学校。“时大郡始有学,而小郡犹未置也。”(《宋会要辑稿》)而且许多地方学校,其建制、管理都还相当粗糙。庆历以后,“州郡不置学者鲜矣”,州一级政府所在城市,绝大多数都开办了官立学校,少数县城也办了学。王安石写的《慈溪县学记》记述了慈溪县学迁于县治东边的情况。(《乾道四明图经》)

神宗熙宁、元丰年间(1068—1085),王安石主持变法,在全国范围内又出现了第二次兴学的热潮。

北宋末年,社会经济发展的曲线爬上了前所未有的巅峰,赵佶与其臣僚们利用积累起来的社会财富,搞了许多消遣性、享乐性的举措,但在社会风尚的推动下,也干了一桩好事,从崇宁年间(1102—1106)开始,掀起了第三次兴学热潮。

崇宁元年(1102)八月,蔡京等言,“请天下诸县皆置学”(《宋会要辑稿》)。这一次,官学普及到县,最后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遍布于县以上城市的官学网络。

从仁宗时开始,还正式开办官立小学。徽宗时,开封府博士郁师醇建议,“自今应于乡村城市教导童稚”(《宋会要辑稿》)。于是,在各州县更广泛地开办了小学。


三次兴学热潮不仅普及了官办学校,而且也推动了私立学校的发展。城镇、乡村的私立小学如雨后春笋,大量涌现。

在教育史上大放光彩的书院式学校也在两宋时期兴起。

书院,最早见于唐朝。唐玄宗以后,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,许多私人的书院只是个人自己读书之地。像衡阳的石鼓书院,最初就是李宽结庐读书之所。(《光绪湖南通志》)不过也有少数书院开始出现讲学授徒的活动。例如义门书院,陈衮所建,藏书一千卷,弱冠子弟,皆令就学。书院作为学校,还处在尝试阶段。

到了宋朝,书院式的学校开始发展,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。

北宋初年,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、湖南潭州岳麓书院、河南应天府睢阳书院、河南登封嵩阳书院、湖南衡州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,就是著名的六大书院。这些书院都得到国家的支持与资助,逐步变成了官办学校。它们的规模一般不大,学员数十人。规模最大的睢阳学院,真宗时也不过房舍150间,可以容纳学员几百人。

北宋中期以后,州县官学兴起,书院便冷落了。据不完全统计,整个北宋时期建立的书院,只有37所。

到了南宋,一度被州县官办学校排挤的书院,竟又在读书的热浪中复苏。创建于南宋的书院达136所。有人根据各省方志统计,两宋书院达397所,而百分之七八十建于南宋,其中有不少私立学校。

有些书院建于山泉林野,也有一些书院建于城市之中或者城郊。张栻所建的城南书院就在潭州城南近郊。大名鼎鼎的岳麓书院,与潭州城也只有一水之隔。

书院的教学方式比州县官学的封闭性教学灵活得多,学术上提倡开放交流。不仅讲学的学者有流动,而且也允许非本书院的学员前来听课,流动性很大。因此,这些书院一般不可能远离城市。



“释耒耜而执笔砚者,十室而九。”(苏轼《谢范舍人书》)

“人人尊孔孟,家家诵诗书。”(《止斋集》)

“自本朝承平,民被德泽,垂髫之儿,皆知翰墨。”(《吴郡图经续记》)

这些说法不免有些夸张。但是,重视智力开发方面的投入确实成了全国性的新风尚。农村如此,城市更如此。这是一个最了不起的巨大变化。历史的发展,需要的是智慧,而不是愚昧。

王安石说:“非读书不足以应事。”(《鹤林玉露》)叶梦得甚至要求后代子孙“无事终日不离几案”(《石林家训》)。在上层社会,把读书作为入世的第一项准备,不足为奇。值得注意的是,许多工农之家、商贾之家,以及其他下层人户,也都把学习文化作为子弟竞争于社会的一个重要手段。

北宋末年,江东余干县有个制帽匠,绰号叫“吴纱帽”,徙居饶州城以后,经常接触州学里那些斯文学子,对秀才们的风范、行事深深仰慕,于是督促儿子吴任钩发愤读书,将来也要奔个锦绣前程。近邻的史老也是一个坐贾,与吴纱帽过往颇密,同样敬重读书人,便将女儿许配给吴家儿子,也把希望寄托于女婿读书做官。经过几年苦读,吴任钩拔贡上东京,考试登第,终于挤入了衣冠行列,最后做到“提举江西常平”,算得上一方人物,终于光耀了门庭。

吴纱帽与史老热衷于子息读书做官的这种态度,在市井间颇有代表性。过去,官位被大族垄断,一般老百姓哪能问津?到了宋朝,科举考试大幅度向社会开放,一些无权的平民百姓想使自己或自己的子弟也能成为“人上人”,这多少有了一线希望。于是,“学而优则仕”便也成了一些老百姓追逐的生活理想。



当然,绝对不是人人都把知识的价值囿限于对政治权力的追逐。文化知识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实用价值,是促使中下层社会普遍读书的更大动力。否则,怎么连临安城里一个大叫花头子的女儿也饱读诗书、学会写诗呢?那年月,妇女是无权参加科举考试的。

宋朝妇女相当广泛地参加文化学习,接受书山翰海中丰饶的智慧与经验的熏陶,这是教育文化发展的一个十分值得珍视的成果。

有宋一朝,已不是出现一两个“曹大家”“蔡文姬”,而是涌现出大批有文化的女性。李清照、朱淑真这些大才女,光彩照人自不必说,像谭意歌、严蕊、聂胜琼、温婉、赵才卿等许多名妓,也都是写诗作词的高手。阮逸之女、蒋兴祖之女、慕容岩卿之妻、徐宝君之妻,这些女性虽然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留下,却留下了一些上乘的诗词,至今仍然闪烁着她们的聪慧灵光。王安石一家,其妻、其妹、其女、其侄女也都是善于弄文的闺秀。

妇女读书之风的兴盛,是教育文化发展大潮势不可挡的结果。在社会心理上,对男权主义是一种重重的撞击。

 南宋刘松年《秋窗读易图》


男人们的学习竞争毕竟更为激烈,学校人数的增长最能鲜明地说明这一点。

大观年间(1107—1110),全国州县官学的生员共有16.7万人(《丹阳集》),另一说为24万人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》)。如果把大大小小的私立学校以及单个家庭教学的都考虑进去,上学的人数十分可观。

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读书之风更炽,如:江西吉州州学招收生员634人;常州州学生员达1000多人;开封府府学1158人。福建一路,读书的更多,《淳熙三山志》记述,福州“城里人家半读书”,福州州学,子弟员常数百人,建州州学生员达1328人。(《宋会要辑稿》)

作为地方学校,生员人数如此之多,而且又并非偶见的现象,具有相当的普遍性,这是旷古未有的文明盛况。



魏晋南北朝以来,读书的权利被世家大族与官僚地主所垄断。隋唐两朝,这种情况没有多大改变,读书人依然多是上层社会子弟。到了北宋中期以后,局面发生了较大的变化,接受教育的权利正在急剧下移。

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国立最高学府。到了宋朝,它敞开大门向整个社会开放,明文取消了对中下层入学的限制。这是教育由贵族化转向平民化的一次大变革

同样,地方州县官学的招生也一概不论出身。“凡大夫、士、庶人之子为俊士者皆许游焉。”(《武溪集》)在理宗朝担任过南剑州州学与嘉兴府府学教授的汤千说得更明白,他说:“即使是胥吏和市井工商的子弟,只要有培养前途的,都收进学校,并亲自为他们讲授经史。”

隋唐之前,社会印刷能力等于零。隋唐两代开始出现了印刷术,但刚刚起步,书籍基本上靠手抄。这就进一步窒息了中下层群众读书的欲望。到了宋朝,造纸业、印刷业、制墨业都迅速发展,书籍市场急剧扩大。正是经济上的飞腾,为教育发展的多角度辐射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。


作为首都,东京与临安城里,学校的数量最多,种类也不少。

第一类,贵族学校。

赵家皇族既可以享受政治上非同一般的优待,也要进行非同一般的特殊教育,于是为他们开办了一些特殊的学校。

宗学,皇族宗子之学。元丰六年(1083)始建,一度中废,徽宗建中靖国元年(1101)恢复。

诸王宫的大学小学。这是各亲王府办的学校,可谓最纯粹的贵胄学校。

内小学,南宋理宗时所建。

对整个皇族来说,实行的是强制性教育。一般规定:十岁以上入小学,二十岁以上入大学。聪慧者可以超前入学,但不准避学。该入学而不入学者,罚款以示惩戒。

第二类,国子监管辖的学校。

国子学,它招收的对象是七品以上官员子弟,生员叫国子生或监生,限额200人。

太学,生员叫太学生。规模很大,元丰年间学生人数达2400人,北宋末年扩大到77个斋舍,达3800多人。

靖康之变以后,南逃到临安就读的太学生只剩下36人。高宗绍兴十三年(1143),在临安前洋街的岳飞故宅重建太学,陆续兴建了20个斋舍。最初学生300人。宁宗开禧年间(1205—1207)在校人数达到1700多人。(《咸淳临安志》)

四门学,仁宗庆历三年(1043)创立,有些具备了入太学条件而又不能入太学的学生,便入四门学,学习一年。不过,这个学校开办的时间不长。

律学,神宗熙宁六年(1073)设立,招收的对象,一是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,一是官员。

武学,庆历二年(1042)创建,一度废止。南宋时武学设立在太学的东侧,规模不大,只有6个斋舍,限额l00人。

此外,还有弘文馆学(又称广文馆学),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,在应试以前,或者在落第以后,都可以前来听讲。它属于官办,非营利性质。

第三类,中央各部门管理的学校。

医学,隶于太常寺,曾一度属于国子监。在校生员高峰时达300人,南宋理宗时250人。分脉科、针科与伤科三个专业。

算学,北宋末年建立,隶属于太史局,学生定员200人。

书学,北宋末年建立,隶属翰林院书艺局,主要学习隶、篆、草三种书体,学生人数无定员。

画学,也是北宋末年所建,隶属翰林院画图局,分佛道、人物、山水、鸟兽、花竹、屋木六科,学生人数也没有限额。

第四类,地方官立学校。

府学。北宋末年,开封府学十分兴旺。南宋时,临安府学建于凌家桥以东。宁宗嘉定年间(1208—1224)生员达200多人,并附设小学一个斋舍。

县学。北宋开封府所属的祥符县与开封县的县学都在东京城内。南宋临安府所属的钱塘县县学由县丞官邸改建,有六个斋舍。仁和县县学在万岁桥旁,有四个斋舍。

第五类,私立学校。

据《都城纪胜》记载,南宋临安城内外,几乎每个里巷都有一二所乡校、家塾、精舍与书会。这里的书会是指补习学校或一般读书团体。四处都可以听到琅琅读书声。

不同学校,规模大小不一,内部建制也有很大差别。除了讲堂与生员宿舍以外,许多学校设立敬祀孔孟的礼堂——大成殿。有的设有藏书馆,有的还有弓射场地。从《景定建康志》所绘《建康府学图》与《明道书院图》可以窥见当时学校的基本面貌。

宋朝学校分类较多,除了表现一定的封建等级情状以外,更重要的是折射着社会分工的发展。

学校不只是官僚后备队伍的培养基地,不同学校的不同规格,造就了适应不同方面需要的人才。

叶梦得,两宋之际名臣,也是一位饱学之士,苏州吴县人。他追述蒙童时代一段读书的情景,十分生动。

他的启蒙老师乐先生家境清贫,在苏州城西办了一所小学。茅屋三间,两间做课室,一间是卧房。

乐先生为人坦直乐观,很少动怒发火。

有一天,已到正午,午饭还没有动静,先生娘子叫一个跛脚的婢女出来禀告:“米缸已经空了,怎么办?”乐先生却安之若素,说:“稍稍忍一忍,估计会有家长送粮食来。”先生娘子一听,火冒三丈,也不顾先生的脸面,猛然从屏后跳出来,取了先生几案上的戒尺,对着先生的头敲去。先生一见来势不妙,捂着脑袋,拔腿就跑,一脚踩歪,摔倒在地。学生们围着他又笑又叫,把他扶起来。

不久,叶梦得的父亲果然送来了三斗米。乐先生便得意地对他娘子说:“我没有诓你吧。这会儿肚子倒是饿得不行了。赶快生火煮饭!”

乐先生每天从早晨起,分别给学生讲授儒家经典,常常朗读上百遍也不厌倦。稍稍有点闲暇,他便趿拉着鞋子在课室里转悠,缓慢地、抑扬顿挫地吟诵不绝。(《石林遗书》《避暑录话》)私人开办的这种简易小学,大多数都是乐先生这种贫苦知识分子营生之所。例如,齐振,饶州德兴人,温厚好学,家贫苦,教生徒以自给。(《夷坚志》)秦桧早年也曾做过童子师,仰束脩自给。他感叹说:“若得水田三百亩,这番不做猢狲王。”(《坚瓠集》)

这类小学的规模,教学好的,声望高的,可能招至百十人,甚至数百人。苏东坡说,他八岁入小学,老师是道士张易简,学生将近百人。(《东坡志林》)一般情况,学生不过三五十人,甚至有只教十来个蒙童的,供给常不足。

这种简陋私学,主要是教孩子学会写字,背诵儒家的一些经典。正如叶梦得所说,乐先生教他背诵了“六经”,一生受用不浅。在这些茅屋小学中,也确实出过一些人才,有的后来在政坛上、文坛上声名大振。

官办小学多数附于州学或县学,比较正规,有一套严格的教学秩序。

 明仇英《摹宋人村童闹学图》

行礼。早晨,全班学生到齐,先向教师敬礼,然后学生相互对揖。


授课。先由老师诵读、正字、讲解,然后要求学生记诵。

练习。教师指导学生练字、作文。

温课。指导学生温习当日所学内容。

训导。教师评价学生品行,并在学生中选出二至四个学长,负责检查学生过失。犯过者,十五岁以下的,进行扑打;十五岁以上的,罚款。并由学长登记,学官签字。

洒扫。放学前,轮流打扫卫生,洒扫庭除,整顿课堂几案。

小学中学习的教材,一类是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等识字读物;二类是古诗文读物;三类是《历史蒙求》《名物蒙求》等知识读物;四类是有关伦理道德的读物。

从教学秩序与教材来看,官办小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忠君、爱亲、敬长、隆师、亲友等伦理道德熏陶,积累文史名物的基本知识,初步培养读写作文的能力。同时也注意培养洒扫庭除的习惯。这种德、智、劳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,对后世的影响很大。

城中官学,除了小学以外,其他统称大学,包括县学、州学、太学等所有成人学校。

县学。学制一年。北宋末年规定,每年春秋两次招生,叫补试。合格者注册入学。

教学以旬为单位,学习九天,休息一天。休息日往往还要练习弓射。最初每月考试三次,后来改为每月一次,每个季度的孟月测试经义,仲月测试评论,季月测试对策谋划。每学年正式考试一次。经州学审核,合格者可入州学外舍,叫“岁升”。

州学。学制三年,外舍生学习一年,经公试合格者升入内舍。再一年,合格者升入上舍。每隔三年,上舍生考试,合格者选送入“辟雍”,即太学外舍。

州学的公试十分严格,官府派官员与学官共同主持,并采用密封糊名等办法杜绝作弊。

升级升学的条件,除了考试符合要求以外,还必须品行好,不触犯学规,否则将留级或开除。实际上,许多学生都不能按时升级,甚至被淘汰。

太学。熙宁(1068—1077)以后推行三舍法,要求更严。崇宁元年(1102),上舍生名额200人,内舍生600人,外舍生3000人。要升入内舍和上舍很不容易,因此,太学生在就学年龄上一般没有限制。

县学、州学、太学的学习内容,主要是理解儒家经义,同时进行有关诗赋、论、策的学习与写作,以便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。某些地方也注意学习有关边防、文物制度、水利、天文、地理等方面的知识,但没有大力提倡。

官学学生全部享受公费补助,由官府供养,但全国没有统一标准,视各地各校财力大小而定。如北宋末年,余杭县学的补助较高,学生每人每天大米2升、钱24文。当时,太学外舍生每月总共补钱1240文,内舍生1300文。凡州学上舍生入贡京城太学的,路上的食宿开支可以报销。

官学生们不仅享受经济上的补助,而且还可以享受豁免徭役的优待。崇宁二年(1103)规定,所有州县学生可以免除本人的徭役,太学内舍生可以免除全家的户役,上舍生可以享受如同官户的免役优待。

资助优待学生的政策,主要出于官僚后备队伍建设需要的战略考虑,在客观上也有利于整个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。官学学生最终进入官场的为数甚少,但是成为胥吏办事人员的不少,教书的不少,从商、从事宗教活动、从事商业性文化活动的也不少,这些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的活动,对于提高全社会的文化水平发挥了极大的作用。

(本文摘自《大宋梦华:宋朝人的城市生活》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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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春棠 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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